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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又曾經說過，電影的最大功能，是可以即時回應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也許這解釋了他為什麼永遠不會拍古裝片，而且拍片永遠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略（他拍得最快的一部長片是1964年的《已婚婦人》A Married Woman，從開拍到完成只約一個月上下）。《美國製造》和《我知道她的二、三事》處處可見時代的痕跡──前者的「普普藝術」色彩、上文提到的Ben Barka Affair和法國大選；後者一開始時便點出的巴黎區域重新規劃計劃（剛上場不久的戴高樂政府的一項新猷）。當然，還有影響著全世界的甘迺迪刺殺事件與越南戰爭。但有趣的是，儘管如此，高達的（每一部）電影都不過時（不論是黑白方塊抑彩色闊銀幕攝製）。這是我在過去數月每星期重溫一部高達作品的最強烈的感受之一。我覺得這都與他敏銳的觸覺與分析力有關。首先，他對時代潮流敏感，但卻不是個潮流的追隨者；他對社會或政治問題的看法，也非僅僅出於情緒上的反應。於前者，他撮取的是它的essence（精髓）與方法（而非僅止於形式），然後apply（應用）在人物與內容身上。於後者，他透視到的是事件的核心：意識形態。是以《美國製造》幾乎是一次「普普藝術」的最佳示範，而《我知道她的二、三事》雖以一件特定的social issue出發，但到最後卻是一份即使放在今日仍站得住腳的社會調查報告（只要資本主義社會仍繼續存在）。簡言之，高達的電影見證了時代，由是不朽。

另一原因，自然就是高達對電影語言底可能性的不斷探索（方法包括把不同的元素解拆、對調、比對、質疑、重新建構等）。最能說明這一點的是《美國製造》裡一組用17個短鏡頭（最長30秒、最短一秒）構成的「蒙太奇」（montage）（Richard Roud在《高達》一書中用「almost impenetrable」兩字來形容它）。因為篇幅關係，這裡不能把這17個鏡頭詳列。但有幾點卻是可以說的。1）有三個安娜·卡蓮娜的大特寫都是把她放置在一面鮮紅色的牆前，而都在她轉動秀髮、回眸一瞬間，配上了一個貝多芬的音符；2）有兩個拍攝一名披上白色護士袍的女子的鏡頭也是重覆的，且都是無聲的：3）女子與卡蓮娜對話的鏡頭一樣被刪去所有聲帶，她邊翻查記錄邊搖頭，觀眾僅能見到卡蓮娜在畫面右方的模糊身影站起來；這個鏡頭後緊接女子被卡蓮娜用槍要挾，打開門進入醫務所，手術椅上是個頭部被綑著繃帶但滲著鮮血的尸體；4）卡蓮娜揭開繃帶：那是個既可怖又有點滑稽的骷髏頭骨。（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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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夏天。巴黎。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同時在拍攝兩部長片。套用他的說法，是「上午拍完《美國製造》（Made in USA），下午就去拍《我知道她的二、三事》（Two or Three Things I Know About Her）……兩部電影風格上截然不同，完全無關，除了也許讓我盡情且放任地去探討所謂的『現代生活』是什麼，就像一個生物學家般向它進行解剖，看看它內裡是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