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kei

我憤怒！ 直到現在我提起筆的這一刻，我依然憤怒。我怎麼可能不憤怒呢？我不是唯一的一個。在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晚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一號放映廳裏充滿憤怒，還有一種恍似心房被狠狠地戳中的痛的，不止我一個！憤怒，是因為「香港國際電影節」公然地羞辱了《母親》，他們supposedly是以一種最尊敬的心情與態度邀請回來作「開幕電影」的作品！憤怒，是因為他們羞辱了山田洋次導演，這位謙遜而摯誠的大師，用了他畢生的功力，以愛及無限回憶拍成了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他透過凝聚在電影的最後兩分鐘的劇力，意圖向觀眾傳遞的愛與遺憾的信息，都被「電影節」粗暴地粉碎了！ 憤怒，是因為他們羞辱了「電影」（每年的這個季節，他們所號稱的「盛事」，不是應該旨在celebrate「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嗎？）！憤怒，是因為他們羞辱了在場的幾百名觀眾（雖然他們也羞辱了自己）！憤怒，更因為在事後，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誠實地、真心地向《母親》、山田老師、「電影」和觀眾們表示最基本的歉意。事情的過程是：影片在吉永小百合扮演的堅韌的母親逝世後，字幕僅出現不及三秒時（畫面同時出現一場她仍年輕時的倒敘），影片的聲帶卻被突兀地刪掉，擴音器上響起的，是較早時影片還沒開始放映前的那名極不莊重的司儀的油腔滑調，一次又一次的用一種唯恐不恭的聲線，重複地念一段稿辭，叮囑觀眾出席放映後的開幕酒會，硬生生地切斷了影片的呼吸，破壞了影片用了一百三十八分鐘的篇幅來辛苦經營的那片愁緒！ 事後有工作人員（非主動性）給我的解釋，是給會展放映員的指引「交帶不足」。但清楚不過的，是對只重視鎂光與紅地氈的HKIFF來說（見諸去年和今年的拙劣的海報設計），星光熠熠、歌舞昇平的雞尾酒會，已凌駕了「電影」本身，一切的文過飾非均屬廢話！感謝我的學生（是的，他傷心地哭了！），提醒了我﹕作為觀眾，HKIFF最起碼的補償，除了致歉，是否應該重新安排另一場完整的放映，還我《母親》？這是我一個十分嚴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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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國製造》的那組由17個短鏡頭構成的「蒙太奇」為例，高達便在其中進行了下列幾種試驗：1）用類音樂的結構，重覆一、兩個畫面，即把畫面視作音符，可伸可縮──安娜·卡蓮娜驀然回首和白衣女子的兩個鏡頭便是例子；《我知道她的二、三事》中Marina Vlady一個過馬路的鏡頭被重覆了三遍，但每次的起步都提早了一點，也屬同一例子；2）賦音樂以色彩：即為音符找尋一種色彩上的equivalent。這解釋了為什麼要把卡蓮娜放置在鮮紅色的背景前（貝多芬的那個高音符，象徵了危險與激情）。（高達的電影中，音樂的應用與意義是另一個大課題，足可以用一本專書的篇幅來承載。這份工作可由展鳳接手。）3）無聲電影的再現：最影響「新浪潮」諸子的不是美國電影，而是默片（不要忘記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聲電影面世才只三十多年），其中又以高達為最甚（伊力·盧馬語）。他不時會選擇拿掉聲帶，除了是提醒觀眾聲音可以是一種外掛的元素外，也是在強逼觀眾重新注視畫面的力量（有聲電影的出現同時削弱了聲/畫的功能），即除敘事外，還有刺激（provoke）其他感官及想象力的效用。女護與卡蓮娜的對話被刪，是因為內容其實都是我們（觀眾）可以想象得到的（卡蓮娜多番詢問失蹤男友的下落，女護曬手擰頭，她遂舉槍相向），與其都是陳腔濫調，不如讓觀眾自行想象。這種要求觀眾主動參與（engage）、一起完成創作的做法，在高達之後做得最好的是阿巴斯·基亞魯斯達米（Abbas Kiarostami）。難怪高達嘗說：「電影生於格里菲斯，終於基亞魯斯達米。」4）虛擬真實這個觀念在高達的電影裡其實早已出現。但虛擬的目的不是為了要去approximate真實，而是掌握真實的本質、並comment on真實。這個觀念其實又來自劇場。一切皆源於一個字：provocation。如果你覺得那個骷髏頭骨既像人頭也像豬頭，那是對的。因為高達要說的就是一個人像動物般被殘殺了。《周末》裡，一個女人被謀殺了，高達接上一個被剝掉皮的羊頭的特寫，紅油灑在羊頭上，鮮嫩的肉與紅色做成一種閃爍的效果，教人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