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kei

言歸正傳。

有關《赤壁》的爭議，目前似乎都集中在影片是否與歷史相符、及吳宇森如何演繹眾多三國人物的問題身上；其次才是吳的導演風格及處理戲劇的手法。對我來說，前者並不是一件怎麼bothering的事情。歷史於中國人好像永遠都是一個拋不掉的包袱。但電影是創作，容許作者演繹的幅度其實可以很大，關鍵是能否自圓其說和有沒有說服力而已。吳把諸葛亮與周瑜寫成惺惺相惜的「吳式雙雄」不是一個problem。我認為今次出事的，是吳把這種他從前最擅長的male bonding寫得太過了分。過分（excessive）——這裡指的是一種earnestness（熱忱）與intensity（濃度）——本來是吳（與不少香港電影）的特色。但太過了分，就變成過於露骨、過猶不及了。

常有評論謂吳鏡頭下的male bonding充滿著「同性戀情色」（homoeroticism）的味道（甚至有指它直接師承自張徹的電影）。我覺得這是一個美麗（或不美麗）的誤會。同性戀有它一套十分獨特的sensitivity（敏感性）與sensibility（鑒賞力/品味），還有的是一份格外refined（細緻）的delicacy（微妙性）。容許我說，這些元素從來都不是吳的強項。（於張徹，那是另一回事：那其實是在極度壓抑下爆發出來的一種宣泄，不是eroticism（因為沒有挑逗性），反而近乎pornography；不是情欲，而是肉慾。）吳的male bonding，按我的理解與感受，會是一種自戀（narcissism）多於同性戀（雖然你可以說，同性戀往往也包含了很重的自戀成分）。所謂的「惺惺相惜」，不過就是兩人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已（《奪面雙雄》中，尊·特拉華達John Travolta與尼古拉斯·基治Nicholas Cage在鏡迷宮裡對峙一場，是吳對這項主題的obsession的definitive moment）。評論給作者製造的最大危險之一，就是可能會使作者錯誤地把穿鑿附會相信為某種真理或啟示（revelation）。我指吳在《赤壁》裡的過猶不及，便包含了這個意思。（另一例子是白鴿這個意象，由象徵升級至母題，再繼而成為每部電影的指定動作/標記的整個過程。）之所以諸葛亮與周瑜的「眉來眼去」會變得這麼撇忸（因為露骨），再在中間插入一個女性化得過火的林志玲，便格外的矯揉與突兀了。其次的，吳又把諸葛亮寫得太「濫情」了——不僅對周瑜，就連對孫權、劉備也一樣；而一向靠得住的金城武，又不知何解把角色演得陰陽怪氣。一子錯，雖未至於滿盤皆落索，但已經壞了大局。世事很多時都是相對的。吳宇森拍《赤壁》（或《三國演義》）的構想是他多年的夙願。但他大概怎樣也預料不到當影片得以開拍時，它已是這類「古裝大片」的強弩之末（李仁港的《三國》甚至在最後一刻趕上前頭，企圖preempt《赤》片）。不過，從宏觀看，如果沒有了之前一連串同類型片造成的喧鬧與浪潮，吳卻很可能也無法圓夢。分別也許就在這裡：縱使《赤》片還有更多不盡人意的地方，相比起之前的大部分「古裝大片」，卻起碼多出了一份創作上的真誠與率直；而不像前者般，大前題都建基在一份爭權奪霸、好大喜功的心態上，主題核心都是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林奕華批評《赤》片三番四次用不同的動物來作情節的象徵，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他沒有錯。如果我用「赤子之心」來給吳宇森辯護，或會失諸肉麻（即使事實如此，我也無法替某些被處理得很crude的場面——例如諸葛亮給馬兒接生、孫權獵虎——逐一開脫）。但一如上述的那份（創作上的）genuineness，吳的作品一向都不乏這樣的simplicity，卻也是事實。

我另外想指出的，反而是兩個比較概括性的問題。

第一，是經過了這一波又一波的「古裝大片」潮後，我已幾可肯定：直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是沒法有足夠的能力，拍出一部（成功的）epic。原因是epic這個類型牽涉的不僅是導演風格或影片美學的問題，而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有關製作管理的層面，也就是說，制度、方法、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s）、每一部門的專業性水平等各方面的統一表現。這種種的aspects，體現在中、港、台的電影工業身上，最容易出現的是corruption、水準不勻的情況。舉一個我以前已提出過的例子：Casting這個職銜。在荷里活，它是一個十分專業化和被重視的部門，除了負責建議及挑選主、配角的演員，為他們安排及進行試鏡外，還包攬了所有群眾演員（即我們的所謂「咖哩啡」）的選角及分配。《赤壁》最為人詬病的地方之一，就是群眾演員的生硬演出與粗疏的外型（瘦弱的士兵、膚色紅潤的難民）。事實上，看著片中一場接一場的千軍萬馬，作為觀眾的我們，大抵不難感受到這中間調配的艱辛與吃力。人多好辦事，這句話放在電影拍攝身上顯然並不適用。

我的第二項觀察，是中國電影很可能永遠出不了一部真正優秀的古裝（歷史）戰爭片。這與創作者的才華和能力沒有必然的關係，也非與這個類型片所需的龐大資源有關。背後的原因很簡單：那是因為我們背負了另一個更根深蒂固的傳統——武俠片。也就是說，一旦去到戰爭/動作場面時，電影都無可避免地立刻淪為一段又一段的（solo）武打表演，即使其武打風格會較為「寫實」（盡量減少「威也」與電腦特效的應用）。《赤壁》也有這樣的毛病。於是趙子龍勇救少主會教人想起《斬虎屠龍劍》（《帶子雄狼》）裡的血鬥；一眾士兵排開讓關雲長出場時，後者竟擺出了一副舞台式的功架，然後大殺四方；結局前的一場硬仗，每名主角都獲分派一場威風凜凜的獨腳戲，打足數分鐘（就連周瑜也不知如何地從統帥台上突然走到戰場上，打將起來！）。

這個矛盾，我會覺得不獨是兩個類型片的衝突，而且還是兩種意識形態——中國的與香港的——之間的衝突。因為嚴格來說，武俠片雖遠在默片時期已自成一派，但自四十年代中旬以來，其實已由香港獨力承繼下來，經過了粵語片時期（從神怪武俠片到強調硬橋硬馬的功夫片，如《黃飛鴻》片集）、邵氏時期（張徹、劉家良、楚原、胡金銓）、再迄徐克所掀起的（姑且稱之為）修正時期等長時間的發展，已完善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獨立的體系。相反的，因著資源與歷史觀的因素，戰爭片（不論古裝抑或近代）卻從來沒有在香港電影中形成過任何entity（實體）。相反的，（因著其政治背景，）這個類型卻是中國的。是張藝謀的《英雄》，始把兩個類型首次結合起來。但二者之間的一虛一實、和個人與集體意識的對立（即無論是風格上抑主題上），卻由始至終無法好好地resolve。而很不幸的，暫時看來，《赤壁》也未能例外。

一般「大片」，總是挾著這樣那樣的hype（炒作），來勢洶洶的，連帶評論也很難避免不以一種犬儒的心態與之抗衡。《赤壁》瑕瑜互見，甚至瑕比瑜多，但我還是願意較正面一點看待它（因為它的確沒有其他同類型作品的機心與醜陋，讓我覺得那麼討厭）。我甚至對它的下篇仍抱有一定程度的期望。畢竟，它的導演叫吳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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