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神話的年代

六十年代的另一震撼,是出現在日本的電影新浪潮。這裡很容易存在著一個誤解。也就是說,既稱「新浪潮」,顧名思義,自是受「法國新浪潮」影響產生的運動。但其實只要從作品年份看——就以今次康民署舉辦的回顧展為例——揭櫫日本電影新浪潮的最早代表作,不論是中平康的《瘋狂的果實》(1956),抑或增村保造的《吻》(1957),都要比「法國新浪潮」的奠基作,杜魯福的《四百擊》(The 400 Blows,1960)和高達的《斷了氣》(Breathless,1961)早。(即使用查布洛的《美男子》(Le Beau Serge,1958)或阿倫·雷奈的《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1959)來算,也要早上起碼兩年。)誠然,爭論兩者出現的先後日期,並沒多大意思(雖則不能否認的,是兩者無論在內容抑或技巧以至風格上,均有不少遙相呼應的地方;而約到了六十年代後期,也不難一眼就可以看出,某幾個日本新浪潮的猛將,如大島渚,如吉田喜重,確實有受法國同儕們(特別是高達)的影響),但從去年開始我斷斷續續地看過的(有限的)多部電影推斷,我其實心思思想「翻案」,就是說,以電影美學和藝術、甚至很可能是技術而言,六十年代出現在世界不同地區的新電影運動中,日本的成就分分鐘是最高的。原因很簡單:其一,是它的年產量驚人地豐富,從而締造了一個極度興旺的電影工業及市場;其二,是它人才輩出;其三,則是它的社會正經歷波動性的轉變。三者加起來,一發不可收拾。(當然,「翻案」是一件大工程,非一人之力所能及。這裡提出的,只是一個希望可以引起討論的議題。)

據舒明的文章提供的數據,1958年日本電影的生產片量為504部,1960年達到頂點,是547部;即使再往後逐年下降,但在1969年仍維持494部的產量,獨立電影的比數更遞增至256部,超過總產量的一半。道理顯淺不過:即以或然率計算,有十分一屬佳作,每年也有50部;即百分之五,也有20多部。。而且「可怕」的是:這些佳作中,不獨是獨立/藝術電影,還包括頗大量的商業作品。斯時適值日本片廠陸續轉型,傳統的學徒制崩潰,新人與舊人互相競技,遂人才輩出,隨便數來都是猛人。社會有爭議,銀幕上做第一時間回應。觀眾步出影院,銀幕上下都是同一世界,除了共鳴感,更完全體驗到電影的強大力量(走進生活,又大於生活)。歷史於是就這樣創造出來。

六十年代「法國新浪潮」電影其中一項最大的特色,就是與片廠的決裂。新浪潮諸子不滿片廠製造的歷史/文學古典世界,指責它們與社會/生活脫節,要把攝影機搬出片場,放在香榭麗舍大道上。這群幾乎完全沒有任何實際拍攝經驗或訓練的年輕人,仗著的是掛在心口的一個勇字。他們天真地只相信一件事情:攝影機就是他們的鋼筆。他們的優點是好學——電影歷史背得滾瓜爛熟,深明活學活用的道理。簡易輕便的十六釐米攝影機和快速曝光底片的適時發明也幫了他們一大把,由是締造了新的電影語言,新的電影面貌。

同時期的日本電影新浪潮與這幫從石頭裡爆出來的遠房家族最大的分別,是他們都有片廠的背景與經驗,都當過他們(當時)所不屑的老牌導演們的助手。換句話說,他們的革命不光停留在理論或哲學的層面上,而是實實在在地清楚看到片廠制度的局限與壞處(他們就是身受其害者)。但與此同時,不能否認(而且也洗脫不了)的,是他們或多或少地也吸收了片廠拍攝方式的影響。是以這批新導演的湧現,毫無例外的,最初都是得賴片廠的「提拔」,然後才再自立門戶。這使得他們的作品(起碼就早期論),幾乎都是不同程度的hybrid(混合體):既有滾熱辣的街頭鬥爭寫實,也有stylised 的片廠式處理。(增村保造1958年的《巨人與玩具》和篠田正浩在1960年拍攝的《乾涸的湖》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他們的實驗,是內容上的,也是技術上的,並且轉過頭來再衝擊著仍在片廠裡做活的傳統電影工作者。直到最後,形成了一股普遍的不甘人後的實驗與創新精神,使整整一個時期的日本電影大放異彩。

不是神話的年代

在電影資料館主辦的《活色摩登:六十年代聲色》節目中重看了楚原的《冬戀》(1968)和龍剛的《昨天今天明天》(1970),還有康民署主辦的《日本電影新浪潮》裡的幾部增村保造與篠田正浩的作品。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起碼就電影方面的成就而言,並不是一個在懷舊主義推波助瀾下產生的神話故事,而是實實在在一段光芒四射的的風雲歲月。

以電影本身來說,《冬戀》和《昨》片都不完善(後者在大量刪剪下更顯得支離破碎),它們甚至不能說是兩名導演的最佳作品,但把它們放置在歷史/時代的語境(context)下審視,兩片卻無容置疑地在香港(粵語)電影史上佔據著一個顯赫的地位。

在粵語片的發展史上,楚原和龍剛應是兩名最後的闖將(抑或守護者?)。兩人中,楚原扮演的是承先啟後的角色。他出身就是傳統粵語片的世家(父親是張活遊,四、五十年代粵語片最當紅的男演員之一),開始拍攝電影時,已是粵語片的餘暉時代。是以他的早期作品,都是在粵語片最流行的家庭倫理劇(詩禮傳家、封建殺人;戰亂給家庭帶來的破壞與悲劇;如《孽海遺恨》、《瘋婦》)和新興的(都市)青春愛情片(如首作《湖畔草》)之間,輪流交替。讀楚原的口述歷史訪問記錄,最有趣的發現,是他原來跟六十年代的大部分「文藝青年」無異,也一樣很受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法國新浪潮、歐洲藝術電影及當時種種新思潮的影響(他最喜愛的導演和電影,是安東尼奧尼和他的《春光乍泄》)。這份影響,在舊派粵語片及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是幕前的一批演員)正式式微/退出後,更見明顯。在《冬戀》裡,不難看到的,是諸如《美男子沙治》(Le Beau Serge,查布洛,1958)、《去年在馬倫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阿倫·雷奈,1961)、《迷情》(L’Avventura,1960)、《夜》(La Notte, 1961)(二者導演均為安東尼奧尼)、《白夜》(White Nights, 維斯康提,1957)和《羅拉》(Lola,積葵·丹美,1961)等電影的影響,好像男主角的作家身份、女主角撲朔迷離的過去、一對男性好友的恩怨情誼、漫長的夜晚、從偶遇到刻骨銘心的相戀、面具的意象、重覆性的結構等,都可以從上述電影中找到出處。楚原(和原著依達)的處理,不是沒有矯情的地方(主要問題出自斧痕鑿鑿的劇情),但卻勝在大膽敢為、情真意切。換言之,是那份精神(spirit),那份六十年代的開拓性精神。

我用「闖將」和「守護者」兩個稱號來形容楚、龍二人在粵語片的最後歲月裡扮演的角色。這裡,「守護者」其實應更適合楚原多一點,把龍剛喚作「闖將」,也會更準確。前者,是因為他直接承繼了舊派粵語片的傳統,後天雖受現代西方藝術與電影的頗大影響,但畢竟囿於成長背景與環境限制,使他只能成為粵語片的改良主義者(甚至不是修正主義者),而非革命者。早期粵語片工作者(特別是從二次大戰到六十年代)幾乎長時期面對國家與社會憂患,創作緊緊結合著每天的日常生活,寫實色彩濃烈,作品也有血有淚;但隨著社會步向穩定和發達,舊有的寫實風格與現實逐漸脫節(當然與創作者年事漸高與慢慢變得保守也有關係)。楚原來自這個源流,夾在新舊之間,作品不時都反映出這份衝突。許是故,他自覺最滿意(意即最「個人」)的電影,大多是描寫一名年輕藝術家(畫家、作家、舞蹈家、作曲家)徘徊在個人理想與現實世界(read:市場考慮、商業壓力)、被愛與讓愛等矛盾之間,鬱鬱苦悶(諷刺地,這些作品在「現實環境」裡,也往往不賣錢居多)。這也許也解釋了為什麼他中、後期在邵氏製片廠裡,是偶然也好、半直覺也好,都沈溺在一種古龍式的虛擬古代浪漫世界裡,既萎糜飄渺,復婉約感性(代表作是《愛奴》),仿佛是正式向現實告別。

與之相比,(早期的)龍剛處處幾乎都是楚原的antithesis(辯證、對照)。後者避世、遁世,前者卻入世,每部電影的題材都是新鮮滾辣的社會性話題(《播音王子》的政治與虛偽、《英雄本色》的釋囚問題、《飛女正傳》的青少年犯罪問題、《應召女郎》的娼妓問題、《廣島廿八》的戰爭問題、以至《昨天今天明天》隱喻的六七暴亂)。他的人物不是滿腔熱血的行動/改革者,就是憤世嫉俗的反叛者,最被動也起碼是個帶有宗教情操的理想主義者。兩人其實都喜歡說教,但楚原傷感(不無婆媽),自憐、自怨、自艾;龍剛則大聲疾呼、振振有辭(但也可以一樣婆媽)。楚原一般來說喜歡輕柔慢撚,擅長行行企企的場面調度;龍剛最拿手的卻是手搖鏡、短鏡頭、平行剪接、快閃倒敘/前述。真箇是一時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