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信

(續前)「《暗殺》的最大問題還是在男主角這角色之上。我一直沒法設定他這角色的個性,因為他所處的政治背景及situation在目前是非常不popular的。原小說的反派色彩我一直認為是原著的最大弱點,要升高它的戲劇性的確要將男主角的周圍更豐富化。而且在香港那一階段的部分,應該要有一種似包涵在溫柔中的興奮狀態的那樣的張力,而且「暗殺」必定要是在香港就明確的有種危險性,並不只是因為要提高它的商業價值。我一直很極度地擔心它在主題上的popularity。有兩件事我必須要進行的:一個就是要去找以前上海時代華聯(按:應是「聯華」)電影公司留下的老明星,有白光、李麗華等人。除了希望了解當時上海偽政府的那種腐敗氣氛之外,也想在這樣一個情節為主的呼應之下找到男主角的正確位置,而不致讓他成為一個很不popular的角色。另一件事就是我要去訪問一個朋友的父母。他們戰時在上海,母親是永安公司家族的大小姐,父親戰後赴美,和美國意大利籍黑社會來往甚密,最近大兒子(我朋友的哥哥)在西雅圖因主謀運毒被捕。我想會有相當收獲。

想到這裡,感觸甚多。這一年來,東奔西轉,對於成果效律之低,非常之frustrated,一方面覺得拖累了你的計劃十分感到歉疚及壓力,一方面因為自己心中非常明白,劇本發展到那種階段明知不理想,明知不合自己的要求,又如何能只交差冒險。有許多時候,許多次,我想向你一吐我心中的困擾及frustration,但又恐怕自己太似抱怨而令自己及別人感覺這些只是一些借口,所以又沒有全然說出。總覺得再熬一下,一定會有一個突破的。

今天我托XY把這封信帶給你,還有你的707keys,上次都忘了還給你。其他的我們見面再談了。臺灣目前變化得太激烈,沒有人能預料他的方向和變遷。也許我以前猜的是正確的――1997之前,大陸臺灣的問題就早解決了。妹妹的病,給我很大的刺激,真正有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是更讓我增加思索「過日子」和「拍電影」之間的關系。

不多寫了,給你電話。

Best wishes!

四月四日下午」

(之二)

Comments

  1. July 23rd, 2007 | 7:20 pm

    當年楊先生的《恐怖份子》讓我真正開了眼界,知道華語電影寫現代生活一樣可以非常出色非常有意思,我亦很喜歡《青梅竹馬》,覺得能夠這樣描寫感情的習慣或者習慣的感情實在厲害(因為朱天文?)而《牯嶺街》,我在大銀幕看了四遍,有兩次是足本,那時候因為一些事令自己深陷某種自責當中。我很記得小四拿著的手電筒。我記得他邊罵小明沒出息邊用刀刺向她,每次看都會莫名的感動、難過,覺得現實真的殘酷無情。
    楊導演的作品讓我在電影中學習到面對悲觀,知道生活生存之艱難,人與人之間可以脆弱可以真摰。
    感謝他,能夠拍出這樣的好電影….

  2. July 24th, 2007 | 7:13 am

    天啊,难道《暗杀》就是《色·戒》?难道杨先生也打算过拍《色·戒》?我背后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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